朝九晚五，钱多事少，但我受够了这份工作

发布时间：2025-07-06 03:54:19 来源：非意相干网 作者：百科

来源：三联生活周刊

人毕竟是朝晚意义动物，做自知无意义的钱多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感觉剥夺实验，它剥夺了你对世界造成影响的事少能力。

文 | 吴仲

1． “狗屁工作”

上午10点20分到单位。但受其实已经晚了，够份工作缩着身子躲进工位，朝晚领导信息发过来：小吴，钱多上次开会的事少专家信息已经放在你桌上了，其他同事负责的但受也会陆续发给你，你整理一下劳务。够份工作手机又亮了一下，朝晚微信陆续跳出红点，钱多同事把他们那儿的事少专家身份证照片一个个传到我手机。我心里暗骂，但受提议过很多次了，够份工作为什么不用邮箱？为什么不直接在群里填在线文件？但从没人理会。10点45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戴上耳机，依次把那些模糊不清的文档拉到桌面上，再列一个Excel表格，开始逐行复制粘贴，姓名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开户行信息……

快到中午饭点儿，前臂只剩下轴心扇形移动一种功能，盯屏幕的眼睛也快花了。那堆文件终于全部填进格子，调格式、保存、修改文件名、打印。午饭毕，启动另一份工作：把从上一位同事那儿拿到的稿件依次上传到某网站平台，调整好大标题，给小标题作黑体加粗，文末注明来源，加黑加括号——单位是个报社，之前和这家网站有合作，每天得发一篇稿上去，我嫌费事，就一次上传整个星期的7篇到后台，之后再按日期逐个点击推送。网站加载慢，每传一份都要等10分钟，我边听新闻边做，一共折腾了快两个小时。快到下班时间，又有电话来，说上级部门要搞评比，每人都得交前半年的3篇稿并填报名表，不用说，收集打印稿件、填表签名的事儿还是我的。

那是我在这家单位工作的第二年，算是半新不旧的熟手，除了应聘时说好的采访、写稿和编辑，我一入职就成了办公室的“行政助理”，上面提到的还不是我这份工作的全部，其他能想起来的活儿还包括：收集整个办公室的发票、粘贴整理报销、帮领导递送文件盖章拿回执、调整会议邀请函红头和字号并打印装订、和广告商及其代理人沟通图片、写报告、等签字、做数据、扫描文档、接电话、改PPT，汇总同事的证照信息，扫描转PDF文档后帮他们注册资格考试。

比我早两年入职的同事告诉我，这些是“新人”必经的一遭。她入职时还要更惨，每天要早起开门、给办公室打水，开会时要记录所有人的发言内容，放在文件夹留档，还得在出差时帮领导拎包订火车票，“你们这时候要好得多啦”，坐在工位上，看她嘴巴一张一合，用无所谓的语气聊过去几年的工作经历，我开始疑心这是某种服从性测试。

否则你实在没法解释，为什么会有人专门面向应届生发布招聘启事，出上6页笔试题，经3轮面试一个月考察，只为了招人给办公室打印机换墨盒。哦，也不全是这样，毕竟我只是负责监控墨盒，等出故障就给维修工打电话。

2018年，美国人类学家大卫·格雷伯出了一本名叫《Bullshit Jobs：A Theory》（中译《毫无意义的工作》）的书，第二年被译成繁体中文出版，2020年初一个朋友不知怎么找到电子版，发给我说：“我觉得你会喜欢这本书！”开会时粗翻一遍，作者所称的“狗屁工作”（Bullshit Jobs）指的是那种“完全无谓，不必要或有危害，连受雇者都说不出这份工作凭什么存在，但基于雇佣关系又必须假装其重要性的雇佣类型”。不同于一般人理解的那种低薪、劳累又没有社会保障的工作（那在书里被称为Shit Jobs），他提出了另一种对“糟糕工作”的定义——它们不一定会直接损害你的身体，但会造成持久的精神伤害。比如“为了让某人感觉举足轻重”而存在的“帮闲”，“为了让一个组织能宣称它在做某件事”的“打钩人”，“只有组织有某种小错或故障，才需要他来工作”的“补漏人”。不幸的是，上面这些我都做过。

《毫无意义的工作》书影

有段时间，每天上班都像活在小说的世界里——一会儿是契诃夫，一会儿是卡夫卡。某天推条内部宣传微信，上司急匆匆打来电话，说配图不对，怎么某位领导的衣服第一张是黑色，第二张是白色？我惊讶，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吗？他声如洪钟，语气严肃：关于领导的事马虎不得，出问题就是重大事故。好在后来警报解除，皆大欢喜，原来那人开了两天的会，一天穿白色，一天穿黑色。

还有一年春天，单位突然要和主管部门办一个大会，全员出动，整齐肃穆。不过说是全员出动，真正干活的人倒不多，开一张单子，大家分得的任务大抵是：引导老同志上楼喝水、陪同专家入席、及时擦拭和整理展板。作为“新人”，我成了理所当然的“补漏大师”，先在专家入场前收到“楼下电子横幅红色太深，应该调浅一点”的指示，手忙脚乱改完后又听说，会后发放给领导的纪念册一定要用红缎带捆绑，但现在打结的方式不对，缎带也不好看，我必须立刻上楼，用剪刀给每根带子的尾巴剪一个“漂亮的豁口”。

剪完带子，还掉剪刀，背上汗涔涔回到会场，同事又交给我一项重要任务，说开幕讲话结束会有个剪彩环节，等音乐一响，得有人及时、快速、准确地按下那个PPT的翻页按钮，赶在领导上台前让喜庆的大红色背景出现。他眉头紧皱，眼迸精光：“一定要快速按啊，和音乐配合好，绝对不能出丝毫问题！”我忍住想要笑出来的冲动——天啊，那PPT只有两页。

2． 数豆子

5年前，我从国内某高校硕士毕业，学的是新闻。当时就业形势还不像现在这么紧张，但同学们的出路早早地确定为两类，要么考公考编图个“稳定”，要么进互联网大厂做产品和运营“赚大钱”。“稳定派”和“赚钱派”目标不同，虽然互不干涉，但人在焦虑中总想证明自己的选择没错，隐隐地就有了分别心。记得有一次宿舍同学坐下来聊工作，有人问那个一直苦苦挣扎着等公考结果的同学：“你考的这岗是干吗的啊，你就不怕工作无聊吗？”她答：“只要能让我‘上岸’，就算工作内容是数豆子都行！”

接下来的几年，我经常想起她的“豆子论”。那时我既不属于“稳定派”又不是“赚钱派”，满脑子装着不合时宜的“新闻理想”，又找不到合适的去处。最后在父母的游说下，我出于惊慌、迷惑、虚荣和顺从——这些我花了很多年后才想明白——在反复游移间倒向了前者，决定入职这家隶属部委的编制单位。工作内容写得清楚，确实是采访、编辑和写作，不过真正进入那间上世纪80年代风格的办公室就由不得你，它们马上变身成发票、报表和红色缎带。等意识到不对想问为什么，大人们诚挚地告诫我，这就是工作的必然。你必须接受它，因为“我们都是这样熬过来的”。

大企业的复杂管理流程也为“无意义工作”提供了土壤

他们确实是这样熬过来的。和大卫书里的场景略有不同，如果说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可供选择的职业还多些的话，在我老家的社会评价体系里，就只有机关、国企和编制单位才能算拿得出手的“正经工作”。奇怪的是，这些“正经工作”往往十分轻松，在我的成长过程里，曾无数次听大人聊起，谁谁谁白天到单位遛一圈就回来，谁谁谁能喝茶看报纸，谁只用应付一会儿工作，到点就下班接孩子……长大后，父母用三四十年的工龄向我保证，这样做准没错！

入职第一个月，作为编辑的我只做了两件事。一件是把办公电脑调试到最适合使用的状态，重装系统，安装浏览器插件，下载趁手又不带广告弹窗的软件；一件是做了张活动海报，我有意试探领导的标准，尝试了好几种风格和配色，还在其中一张加入时下最流行的素材。一周后，最终修改意见返回，全红背景，黄色黑体字，放大加阴影，定版。我回复“好的”，从此放弃在工作中加入任何创造性的企图。

单位付工资，当然不全是让我做这些戴着耳机听听力也能完成的无聊事。我也得编稿子，不过很快发现决定稿件评级的不是质量好坏，大部分时候倒要考虑作者与领导的亲疏，还有“老同志”的面子。能争取上采访就更不得了，在这儿，有真实工作是种奖赏，因为那意味着一次露脸机会，做好做坏都招人厌。你往往经历无数烦恼和刺痛，得罪好几个人，才能做成一件牢靠的事。“帮闲”和“打钩”倒是一直在那儿，它们均匀地洒向工作的每一个缝隙，落地生根，自我繁殖，一个报告会变成另一个报告，审批要盖章，用章还得再写申请，申请需要领导签字，签字就得去办公室等人，正好赶上他不在，好了，今天工作全白费。这样的事每发生一次，就让人对自己更讨厌一分。

忍受这一切的同时，我也开始接触这份工作更“成熟”的部分，这时，深层的自我怀疑也慢慢涌现，几乎把我整个吞掉。

做记者要采访，而采访中最重要的是饭局——这是我工作半年后发现的奥秘。出差前，受访者大都是事先打过招呼，我们得开几场座谈会，和受访者一一聊过，带好录音和材料就可以回家。看起来不难。但酒桌上觥筹交错的氛围，是幼稚的我始终适应不了的东西。停留在采访地的每一夜，我都得浑身僵硬地坐在宾客位置，假装听进他们的话，把原本很好吃此时却如嚼蜡的接待餐吃下。

还记得第一次参加酒局，我是桌上唯一的“小朋友”，一群或“功成名就”或有求于“功成名就者”的中年人刚吃了没半个小时，就开始互相加微信，递名片，所有人都站起来互相敬酒，只有我埋头苦吃，事后被领导批评“不够懂事”。那之后半年，我在北方某省的酒桌上第一次被灌倒，酒怎么推都推不掉，我一回房间就吐了。还有一次，就连工作多年的同事也没能顶住压力，一顿饭把脸喝得通红，在返程的高铁上，他抱头扶着行李箱蹲在地上，请我帮他倒杯热水，叹气：“你说这是图什么呀！”

我也同情那些被派来陪我们的人。他们往往是地方政府和机构负责宣传接待的干部，除了喝酒，还得在饭局上殷勤添酒添菜，说上几句漂亮话。有一次吃到夜里快10点，人人都困倦，但又实在找不到理由散场时，坐在我旁边的一位科长突然起身向领导告假：“实在不好意思，不能陪大家了啊，今天我得早点走了，儿子过生日。”见坐主位的男人点点头，他抓起大衣飞奔出包间，那速度我生平仅见。

我知道，没人想待在这儿。他们在表演招待，我们在表演接受招待，彼此心知肚明，只是共同完成一件不知谁先起头的滑稽戏。看着他空出来的座位，微醺中想起陈冠中小说里的一句话：“说我的这份工作，有吃有住，工作量轻，收入不错，说不上吃苦受气，可是奇了怪了，有一种比吃苦受气还难受的感觉，像掉在地沟一身脏，像活在异度空间。……我现在就是浑身不自在，自己负责控管别人，却好像失去自由的是自己一样。”

3．大猩猩

大学时爱看一部美剧叫《How I Met Your Mother》，里面有个一直想当环保律师的主人公，毕业后为了赚钱，他进入一家“邪恶的公司”做法务，为了安慰自己，他对朋友说，上班时，他就假想自己是进入猩猩群里的珍妮·古道尔，只是为了研究，才不得不装作猩猩的样子。但最后怎么样呢？他学会开黄腔，说“黑话”，用满不在乎的方式和朋友交谈，未婚妻看着他，说，“你正在变成大猩猩”。

那是我第一次思考工作对人的影响。它永远不可能被控制在8小时之内，那占据了生命三分之一的事物，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你，以你意想不到的方式。

工作的第三年，我出现了许多身心症状。每天不到5点就开始魂不守舍，装模作样刷会儿微博，盯着领导办公室的灯，巴不得借上卫生间的机会偷偷溜掉，下午6点到家，往往要在床上躺一个小时，才能恢复身体知觉，准备晚饭，开始“属于人的一天”。

怨气像重金属，沉在身体中无处发泄。我学会拖延，任何事儿都等到最后一刻才交办，老同事们早就学会这一套，对我的改变毫无反应。我渐渐明白了他们效率低下的缘故，既然工作本身就没什么意义，何不以无意义抵抗之？白天上班，我长时间地刷微博、逛淘宝，拖着朋友聊天，刷新已经加载不出的信息。晚上也很晚才睡觉，只为了逃避毫无意义的明天。再到后来，就连过去想写的稿子也变得无聊，即使有空也不想读书，因为心静不下来。

无意义的工作不一定会伤害身体，但会带来持久的精神损害

更严重的时候，我还会呕吐。有时开会开到一半，听到那些自己怎么都搞不明白的句子，就觉得晕车，想吐，得离席去门口吹吹风，到年底给上级写汇报材料，千方百计捅些大词儿上去，每整出500字，就得跑一趟卫生间洗脸、漱口。

新来的同事还有新来的烦恼，有人找到我问，为什么自己策划的方案总是不经解释就被毙掉？到底怎么把上千个数据整理到word文档里？怎么拒绝领导“干杂事”的要求？出差一定要喝酒吗？我不知如何解释，恍惚间也像那些“自古如此”的老同事一样，劝他们忍住，应付一番算了。

我不快乐，但没法和任何人谈论自己的苦楚。“赚钱派”的同学都已经赚到了钱，加班辛苦，见不了几面；“稳定派”的又很快结婚生子，躲进了家庭生活。家乡的父母见我在大城市找这么一份体面的工作，都觉脸上有光，和真的没日没夜劳作着的人们相比，我朝九晚五，钱多事少（“钱”并不真的多，只是相对“事”而言），更没有可供抱怨的资格。

积极心理学不是教育过人们吗，改变不了世界，就该改变看待世界的眼光，我想，要快乐起来，可能必须改变那种“它们毫无意义”的感觉，谁说这些事儿没意义来着？人们对意义的定义是不是太狭窄了呢？赚钱糊口算不算意义？又或者，工作一定要有意义吗？人难道不可以做一份自知无意义的工作，同时仅仅将它当成一份差使？……最后，就连对“意义”本身的思考也被消解，我自嘲，自己的苦恼太过矫情，多少年来人们不就是这样生活的吗？

2019年，我偶然结识了一位北京公交车安检员。出于好奇，就选了个周末陪他坐了一整天公交，他一天要在车上待16个小时，上下午两班共10圈，因为没有其他权限，他的实际工作内容只有一项：坐车。当然，不能坐下、玩手机或者打盹——第一项是身体约束，后两项完全是精神折磨，限制了他思想出逃的全部可能。一整天的行车循环最后，我双腿麻木，神经崩溃，也完全理解了我的安检员朋友，他为什么看起来如此神情木然，但一开始说话，就怎么都停不下来。

我也理解了自己。人毕竟是意义动物，做自知无意义的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感觉剥夺实验，它剥夺了你对世界造成影响的能力。大卫·格雷伯在书里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劳改营的发现——天下最严峻的酷刑，莫过于强迫某人无止境地做一件显然无谓的事物，“你只管叫他把水从一桶倒到另一桶，把沙堆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再马上移回来，我敢说不出几天，犯人就会自尽。他宁可一死也不愿忍受这样的耻辱和折磨”。

美国人类学家大卫·格雷伯

4． 战或逃

有段时间，我也像美剧里的主人公一样，假想自己是个正在做田野调查的研究者，逐日记录工作里或荒诞或滑稽的大事小事，想用这种方法使自己和工作拉开点距离。也尝试过朋友的建议，一下班就把工作扔开，做自己喜欢的，更能让自己“感觉还活着”的事儿。我甚至开始给工作稿留备份，采访完，先写篇田野观察发泄情绪，再上交工整可发的稿件，假装是在自我雇佣。简单点说，我几乎过上了双重生活。

不过，“猩猩时刻”还是不期而至。有年夏天被派出采访，领导同事兵分几路，把我留在某地收集素材。不幸的是，他们忘了把更改后的计划告诉受访者，对方提前接到上级通知，说下午会来一个视察采访团，黑压压一群人等了整个中午，车上下来的只我一个。那个快60岁的领导随机应变，猛地和我握手，说要向我汇报工作，请我视察，做出指导。阔步走在上千平方米的园区里，后面跟着三个处长两个科长，我简直像果戈理笔下的钦差大臣，不得不粉墨登场，很有派头地“做了几点批示”。晚上又是招待宴，不能再充当靠门的地方只顾吃饭的小角色，也要模仿同事的样子，敬酒致辞，高谈阔论，对着满屋子的陌生人说出只有“大人物”才说得出的话。酒精中稍微清醒的时候，我看见银色汤勺反射出的自己的脸，一张变形了的宽阔的脸，带着志得意满、不屑一顾的神情，我后背一凉，那不是我。

后来想，那晚或许是这份工作最危险的时候。我悄然从“打钩人”变成“打手”和“任务大师”，从无聊转向有害。它用权力、安稳和隐秘的虚荣送来诱惑，让你慢慢接受由“他们”定义的意义，之后就再也不会感到痛苦，你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，觉得那就是唯一的路，甚至非如此就不能活着。我想起领导某次对我的谆谆教诲，“你要上进啊，好好努力，以后还能服务更大的领导呢！”最糟糕的是，他是诚恳的。

不过好在我还不够“成熟”，总也装不像他们期待的样子。那天在园区里有个水幕现字的小装置，走到近前，旁边陪同的处长指着那个电子屏说：“您来给我们题个字吧！”真的绷不住，我当场就笑了。

是到离开的时候了。我知道父母不会满意，在他们心里，我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，清闲、体面，赚钱不多不少，正好养活自己、照顾家庭。中国父母似乎从不相信所谓“calling”的存在，他们对子女有切身的心疼，又因为一生经见太多而变得犬儒，天然把工作视为人生的损耗。如果能少损耗一些，还能从理想的“公家”得到实惠，难道不是再好不过的局面？何况，我还是个女人。这些年，我见过太多被这份工作吸引的相亲对象，他们的想法很简单：一份轻松不费脑子的工作，简直是相夫教子的最佳预备。

可惜我做不到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装作自己不是的那种东西。拜这份工作所赐，那时的我好像比过去更明白了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。都说生物遇到威胁时的反应策略无非“战或逃”，但在我这里，离职并不是“逃亡”，它更像是一次伤筋动骨的大行动，经由工作，我得以重新明确自我。

毕业几年，身边朋友们也连续换了几拨工作，他们的供职单位有政府部门、国有企业、互联网公司，几乎所有人都曾遇到过和我类似的问题，大家坐下来，抱怨工作的时间倒比讨论情感危机的时候更多，一位做心理医生的朋友对我说，她的咨询者里，因工作陷入抑郁状态的占到一半以上，赶时髦的人造出“内耗”的词儿，说这是没受过生活毒打的年轻人的必然结局。

但这不是脆弱，工作的时候遇见不同职业的采访对象，他们中有真正把时间投入到自己想做的事情里的人，和这样的幸运儿谈到工作，尽管也有眼泪和失眠的夜，但他们的眼睛总是亮的，令人羡慕。前阵子看到一个说法，所谓“志业”，就是去做一件你认为有意义的事，即使它会让你痛苦。

离职前，领导找我谈过好几次。那已经是“内卷”流行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，舆论场上“稳定派”拥有压倒性优势，听说我要离职，他大感意外，不停追问我“真正理由”。我说服不了他，但又不想用“结婚”“赚钱”“考公务员”的老三样应付，只好迷迷糊糊说讲了自己关于意义的困扰。他睁大眼睛：“你这样会很辛苦的，你明白吗？”我点点头，表示同意，还有感谢。

感谢他和这份工作，让我终于想明白好多事儿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，也许生命的过程必然意味着磨损，任何回避它的尝试都是徒劳，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只是以自己相信的方式将之消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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